当前位置：颈神经根病 > 疾病治疗 > 怀念小平他理所当然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 >
怀念小平他理所当然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
按
今天是邓小平逝世二十周年，他是一位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伟人。他面对复杂局面以开放促改革的睿智与前瞻，果决与坚定为我们这个国家与民族赢得了新生。今天，“周说”刊发一篇旧文，讲述我为小平同志做过的一些事，以示怀念。
目录他理所当然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尊敬第一本邓小平画册的故事记《我的父亲邓小平》的出版纪录片《邓小平》前前后后向抓住先机者致敬邓小平他理所当然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尊敬邓小平对于中国的贡献，应当用得上这样四个字：“彪炳史册”。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邓小平强力推进改革，尤其是经济改革，把中国的经济改革推向深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一个历史伟人，他理所当然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尊敬。
年1月，邓小平去世一周年的时候，在北京军事博物馆有一次摄影展览，题目是《邓小平，女儿心中的父亲》，这是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为父亲摄影作品的展览，我参与了这次展览的筹备。开幕这天，邓家三姐妹，邓林、邓楠、邓榕都来了，当邓榕的婆婆进入贵宾厅时，邓榕向她介绍我说：这是周志兴，咱们家的好多事都是他帮助做的。这话让我深受感动，直到今天还记忆犹新。我怎么能承受这样的评价呢？确实，因为工作关系，围绕这位伟人，我做过一些事情，例如，为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这本书作责任编辑，为12集纪录片《邓小平》做制片人，为邓林的摄影集《邓小平，女儿心中的父亲》作责任编辑，为中国少儿出版社写作了《邓小平的故事》一书，但是，我在从事这些工作时的付出，远远小于自己的得到。
年2月，邓小平在杭州看一本《邓小平》画册中的照片，并听女儿讲解。第一本邓小平画册的故事年9月，我进入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在刘少奇研究组一呆就是7年，开始是编辑刘少奇选集，之后是撰写刘少奇年谱。作为一个初入门者，这七年等于是在上学。
年4月，中央批准成立中央文献出版社。记得批复的日期是4月15日，签字的应当是邓力群。文献研究室抽调了秘书处的一位老处长李庚奇来筹办出版社，他是中央办公厅的老人，在周总理办公室长期工作，当时已经57岁了。他不知搭上了哪根神经，从文献研究室的近两百号人里，挑了我来帮他。
出的第一本书是《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小册子，总共只有两个印张，但是开机就印了一百多万册，这本书赚了20多万块钱，算是初战告捷吧。
而第一本有影响的奠定了出版社经济基础的是大型画册《邓小平》。
其实，这本画册在出版社没有成立时就开始编辑了，主要功臣是杨绍明。绍明是杨尚昆的公子，年出生的他当时只有45岁，他刚刚从新华社摄影部调到文献研究室，在邓小平研究组工作。那时的杨绍明，还有着青春活力，组里有同事搬家，我看他卖力地往五楼上扛家具，真的感动了好一会。当时邓组的组长汪作玲以及邓组的周立平、冷溶、龙平平等，都为这本画册除了不少力。
杨绍明因为和邓家关系密切，出入邓家如履平地，所以拍了许多邓小平的照片，编邓小平画册时，他提供的照片大都是非常生动的居家照片。后来跟他熟了，我开玩笑说，你的照片好不说明技术好，第一是你的相机好，第二是你有机会，第三是你洗照片不要钱。
一次他说，到小平家去，老爷子正在看报，脚丫光着放在凳子上。绍明取出相机，说老爷子照一张，小平说，那我得穿上袜子去，绍明连连摆手：不用不用，就这样好。于是留下了一个生动瞬间。
还有一次，他拍下了一张小平正在读书的照片，地点好像是在北戴河。很多人知道这张照片，都说小平同志在认真学习。我问过绍明，老爷子看的是什么书？他说，是古龙的武打小说。
很多照片很珍贵，有些是战争年代留下来的，有些则展示了邓小平的家居生活。为了确保印刷质量，这本画册是在香港的凸版印刷制作的。邓小平在晚年时，曾经深情表示，希望到回归后的香港走一走，看一看。其实，在十年前，他的许多照片就到了香港。
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制作等手段，只能是用原图扫描，修版后再制版，随时要和原图比对，所以，这些照片的原版都运到了香港。工厂为了保证照片的安全，特地在车间里焊了一个硕大的铁笼子，每天收工时，把照片都锁在这个铁笼子里，工人们也都非常重视这本画册的制作。
年，杨绍明特意带我到香港看画册的印刷。那是我第一次到香港，也算是第一次到境外，还领到了元置装费，到北京的红都做了一套西服。记得穿上这套西服到香港光大，王光英见到我第一句话是：别看你穿了一套西服，一看你就是共产党的干部。
这本画册，是邓小平生前看过的唯一一本《邓小平画册》，这是毛毛拿着给他看的，我也见到他在这本画册上的签名，字体还是遒劲有力的。那时，他83岁。
画册非常精致，照片也非常精彩。但是，怎么把画册卖出去还能收回钱来呢？
一本大八开铜版纸画册，多个页码，要卖多少钱呢？当时，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同志亲自兼任出版社社长，一个正部级兼任一个正局级，也算是奇观。可是当时我们都不觉得怪。李琦可不是挂名的，为了定价，他和我们或者在机关开会，或者到人民出版社取经，用了整整九个半天。最后的定价是，平装本45元，精装本58元。在当时算是很高的定价了，可是，和成本相比，又很便宜，因为这本画册的成本也很高。
当然，主要原因是这本画册是由一个港商赞助印制的，我们不太考虑成本，所以拍脑瓜印了7万册。但是新华书店系统征订情况很不理想，我现在记得的数字是沈阳市新华书店第一批报数是六本。
当时犯愁啊，又是不断地开会想办法。这件事甚至惊动了杨尚昆，他老人家当时不但管我们中央文献研究室，而且主持军队工作。他说，不要急，我可以让军队腾仓库给你们。
可是，光有地方放也不行，还是要有人买才行。
我们分析，不是没人买，而是很多人不知道。当时图书发行的体制是只允许新华书店系统一家垄断发行，而由于种种因素，人找不到书和书找不到人的现象十分严重，于是就出了一个怪招，就是找各省的省委办公厅系统帮助征订。现在看，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因为似乎有摊派和权力寻租的嫌疑。那时看，也是不对的，是没有遵守国家有关图书发行的规定。所以，新闻出版署的刘杲副署长后来曾经专门召见我，严肃批评中央文献出版社。不过，这时候我们的画册全卖完了，甚至还加印了两批。
这就是那个怪招的作用。
中央文献研究室是没有腿的单位，不像中组部、中宣部甚至党史研究室，一直到县都有相应的单位，而中央文献研究室没有。于是我们只能找各个省委的办公厅系统。当时我算是出版社领导层里最年轻的，正好是冬天，我自报奋勇，说，我去最冷的地方吧，就去了东三省。我那时是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办公室副主任，这个副主任也是刚刚提拔不久，因为我一直算是研究人员，没有行政职务。不过，临出发前，李琦同志找到我，说，你这次出去，为了方便工作，就以办公室主任的名义，回来再办正式手续。我有点发愣，从一般干部，到副处、正处，好像只用了一年时间，是不是太快了？
不过，还是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感觉。
我从来没有去过东北，做好了挨冻的准备，穿了了一件海军的蓝色人字呢大衣，里面满是羊毛的那种，省委的同志又不认识我，所以从辽宁到吉林，从吉林到黑龙江传递的信息都是，接一个穿皮大衣的人，似乎成了接头暗号。
成果是非常显著的，我去的东三省一共卖出了7万册邓小平画册，也就是说，第一批印刷的画册都卖光了，就在这三个省。
当然，我喝了太多的酒！
从此后，我有了一大批的东北朋友，友谊延续到了现在。几年前，我和太太去参加亚布力论坛，回来时到哈尔滨绕了一下，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前后六任秘书处的处长都出来请我吃饭，有的人已经是很大的领导了，见面还是亲的不行。太太悄悄问我，他们怎么都对你这么好？这个问题，我还真是不能一下子答上来。
广东也是一个重要的地区。画册在香港印制，广州成了画册发运的集散地。在广州军区支持下，我带了几个人，在三寓宾馆住了二十多天，往各地发运画册，闲下来就骑个自行车在广州的大街小巷转，那一段时间，把广州的路算是认熟了。有一天，我们突发奇想，听说深圳在建设特区，热闹得很，我们应当抽空去看看。怎么去呢？也是想了一个怪招，给深圳市委打电话，说我们印了一本邓小平画册，想给李灏同志送去看看。李灏是那时的市委书记，其实他也是我中学同学李绗的父亲。结果深圳方面回话很欢迎。于是我们乘火车到了深圳，市接待办副主任张国英和接待员李广建亲自到车站接我们。那时的深圳火车站，似乎还是一个工地，整个深圳，也是一个工地。现在我常常到深圳，看到今天的高楼林立，繁荣发达，总是想起年底的深圳。
时间流走了，城市变样了，我和张国英的友谊，却延续到了现在。
几次加印，《邓小平画册》一共印刷了12万册，也给中央文献出版社带来了极好的经济效益。杨绍明力主把港商资助的经费还了回去，还在香港买了一辆30座的考斯特，一辆丰田面包车，草创阶段的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下子鸟枪换炮了。
遗憾的是，我手头现在一本邓小平画册也没有了。
《我的父亲邓小平》的封面记《我的父亲邓小平》的出版年这一年，是毛泽东诞辰周年，我们出了一本《毛泽东画册》，是周恩来诞辰95周年，我们出了一本《周恩来画册》，同时还出版了一本《邓小平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几本书，影响都非常大，同时经济效益也非常好。
但是，这一年最有影响的书是《我的父亲邓小平》。
记得是春天，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同志找到我，说，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写了一本他父亲的传记，希望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李琦对我加重语气说，这本书，你谁也不要给，你自己来做责任编辑。我当然知道这是李琦同志的好意，他希望我能够做好这本书，在自己的履历上增加些光彩。但是，我当时在负责中央文献出版社的行政和经营，实在没有时间。再就是，说句良心话，我的水平也不够。
好在这本书的分量，李琦心里清楚，他指定了文献研究室的室务委员力平同志负责审读。力平是位老同志，有水平，为人谦和，很有威望。为了保险，我还找了一位特约编辑，就是邓小平研究组的冷溶，现在，冷溶已经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一把手了。
这件事确定下来后，毛毛派来了她的一个朋友算是联系人。说来也巧，这位联系人叫丛军，但是我记得她叫陈姗姗，她是我在北外附校的学姐，我进入北外附校读初一英语班时，她是初三英语班，我还记得她。那时，常常穿一身洗的掉了颜色的衣服，骑一辆旧自行车，圆脸戴眼镜，短发齐耳。有她来做我和毛毛之间的联系人，我感觉到轻松很多。
丛军和我联系上不久，就送了我一本厚厚的英文书，是当时非常热门的《虹》，我说，我怎么看的了英文原著？她看看我，说，外语附校白上了？她哪里知道，我在外语附校上过学不假，可是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我的学业，我就当兵去了，那点英语早就还给老师了。
这算是个插曲。
其实，这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没有什么特别的，无非是文字的修订，史实的核对等常规操作，无非是因为这本书太重要了，我们格外重视而已。而这本书的底子非常好，毛毛的文笔好，也用了心，所以，编辑起来非常顺利。
值得记录的是一些花絮。
先是书名。开始一直定不下来，我建议就叫《我的父亲邓小平》，毛毛其实也同意，而且她也是这么想的，只是还有些顾虑。一次，站在李琦同志的办公室门口，顺便说一句，中央文献研究室用的是林彪的宅子，李琦的办公室原来是林立衡的房子。站在门口，毛毛问我，要是我的哥哥姐姐们说，怎么是你的父亲呢？是我们的父亲，怎么办？我说，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也可以说，我的父亲邓小平，当然你也可以这么说。
书名就这么定下来了。
邓小平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任妻子是张锡媛，死于难产；第二任妻子是金维映，离异后改嫁李维汉。第三任妻子是卓琳。这几次婚姻，在这本书上都有记载。因为金维映后来去了苏联，留下的资料很少，所以，有一天毛毛给我一张照片，很高兴的说，从金维映的家乡浙江找到一张她的照片，可以放在书上。照片很小，但是可以看出来，还是很漂亮的。过了一天，毛毛找我，说是要把照片收回去，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要是李铁映来问我，为什么把我妈妈的照片放在你爸爸的书上，我怎么回答？
毛毛是个幽默的人，好开玩笑，但是这次，她似乎开玩笑，说的又很认真。
《我的父亲邓小平》是年的9月出版的，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首发式，叶帅罗帅等许多开国元勋的遗孀和后人都到了现场，小平的家人也都来了。记得一个细节：一个司机拿着一本书找卓琳签字，卓琳接过书和笔，一面说：“就我这笔猪字”，一面爽快地签了字。我看到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和一个司机这样无距离的说话，心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这本书特别的火爆，很多书商拿着钱等在出版社，读者们等在书店，很快就开机印了百万册。这时候，盗版出现了。
说起来很戏剧性。当时中央文献出版社在山东荣成买了一块地盖度假村，我和附近的一家小印刷厂的人认识了，这家厂知道我在做这本书，就打电话给我，希望分印，我一口拒绝了，说，你们那么小的一个厂，怎么能够印这么重要的书呢？没想到过几天他们又来了电话，说，你不让我们印，我们旁边有一个厂，比我们还小呢，也在印这本书！我说，不可能，你去他们厂里拿印好的封面给我寄过！很快，我收到了这家印刷厂盗印的封面。这属于抓了现行。
其实，当时盗印这本书的厂家不少，我收集了十几个版本的盗版书，山东这家厂是运气太差，撞到了枪口上。
我们决定打官司，毛毛还给我写了一个授权，授权我代表她来处理类似的事情。山东的案子因为很清楚，很快结案，印刷厂赔了六万块钱，毛毛把这笔钱捐给了青基会，并指定说要给沂蒙山区的贫困学生。余下的案子，毛毛表示不要再追究了，她觉得，自己和那些盗版的小印刷厂去打官司，总有一点倚强凌弱的感觉。她说，我们打一个官司，表示我们对盗版的反对，就行了，不再去纠缠这个事情了。
站在毛毛的角度看，这也是有道理的。
当时，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专门到中央文献研究室来采访了我，就是谈这本书的盗版。记得播出的第二天，我到商务部去拜访当时的部长吴仪，谈12集电视片《邓小平》的拍摄，吴仪见到我第一句话居然是：我见过你！把我说愣了。她接着说，昨天晚上的焦点访谈！
我才知道，居然我这么容易被人记住。
这本书在海外也引起极大的得了白癜风能治好吗南宁最好的白癜风医院
